李公明︱一周书记：踩在时代痛点上的……德里达

《雅克·德里达访谈录》，[法] 雅克·德里达 / [法] 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著，沈祯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丨野spring，2025年5月，496页，79.80元

前两个星期读刚出版的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Élisabeth Roudinesco，1944-）的《雅克·德里达访谈录》（De quoi demain...: Dialogue，2001；沈祯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精神为之一振！马上画了一幅彩墨画，以“德里达哲学还是接地气的”为题发表在我的“一周画记”专栏（澎湃新闻·思想市场，5.19）。接下来读完全书，深感德里达岂止是接地气，更应该说是踩在时代的痛点上，回应着各种复杂情况的挑战。直到今天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显得更有针对性和启发性。

先从封面设计谈起吧。手里拿着这本书，第一感受是开本大小、厚度、总量、黄与黑的色块感以及手上的触摸感都不错，没有护封的感觉很好。反过来看封底，印在封底上的内容简介不仅很概括、简洁，诗句式的分行排列有点像一排排标语口号，鲜明而锋利，简直有点激动人心，简直不太像只是介绍一本书的内容。

首先是两行粗黑的大字：“要让那些我们坚决遵守的东西/不再完好如初”，意思既明确，同时也很有力度，“要让……不再完好如初”是一个既狠又内敛的句式，在我们熟习的汉语中颇有陌生感。更有点诡异的是，什么是“那些我们坚决遵守的东西”？为什么“要让那些我们坚决遵守的东西不再完好如初”？

接下来是：

雅克·德里达——/他被视为最激 进的思想家之一，/唤醒了整整一代人的批判精神。/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她目睹了这整整一代人的斗争，/致力于为法国哲学的‘风流一代’作传。/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两人开启了一段长达三十年的对话。/当时讨论的先锋话题，放到今天仍具有前瞻性和启发性。/如何继承思想？/家庭是永恒的吗？/革命精神死了吗？/女性主义应该往何处去？/少数群体如何争取权利？/ ‘政治正确’是什么意思？/这是一本德里达晚期思想的入门书，/也是一次对二十世纪思想遗产的重大回顾。

再加上小腰封上的这两句话：“唯一的武器就是批判和警惕。”“学‘文科黑话’，是为了照亮自己！”基本上这本书的很多亮点都闪耀在这里了，喜欢的读者就都懂了。另外有两则轶事可以看到一个感性的德里达。在巴黎高师读书的时候，他发现学校饭堂的食品“偷工减料”，于是联合几名学生向学校写了一封投诉信，列举和分析了饭堂的各种“罪状”，最后还提出价廉物美的菜谱建议。这似乎就是他的解构中有建构的理论的前世。2001年9月3日，德里达到北京的第一天下午，在北海公园散步的时候，一位正在地上用蘸了水的笔写字的老太太迎上来，把着德里达的手教他在地上写下“海外存知己，文化传友谊”几个汉字。第二天在北京大学的授证仪式上，他激动地说这位妇女“把着我的手在中国的土地上引导我进入中国的文字”（张宁《德里达的中国之行》，《二十一世纪》，2001年12月号）。这是他的“文字”论述中最有感性意义的体验。

能够与德里达长期以来进行如此有深度和广度的对话，这位访谈人也是很不一般的学者。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是法国历史学家兼精神分析学家，著有《拉康传》《弗洛伊德传》等作品。她致力于书写二十世纪法国哲学界的动荡往事，通过亲历和回忆编织了拉康、福柯、德里达等左翼思想家的思想，着重探讨精神分析与历史、哲学、女性主义、身份认同等议题的关系。两人之间的对话最早始于1970年代，的确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现在这本书是卢迪内斯库向德里达提出进行一次对话的记录，每人对录音文稿做了加工润色，添加注释。卢迪内斯库选择了九个主题，各自包含了贯穿这个时代的一个或多个重大问题，它们分别是二十世纪的精神遗产及如何选择、大西洋两岸对性别、种族、文化等差异的政治概念的不同观点、西方家庭的变化、人类的自由、动物权利和人类对动物的责任、共产主义受挫后的大革命精神、反犹主义的当代表现及其未来、死刑的现状及其废除的必要性以及精神分析。两位作者在对话中综合运用哲学、历史、文学、政治和精神分析等多种方法，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各自的见解。今天读起来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在对话中所涉及的那些历史与现实问题如何形塑着当代思想的发展，以及这些思想在当下如何回应现实危局的挑战。

该书“前言”首先引用了维克多·雨果的诗句：“明天会怎样？”雨果在诗集序言里说今天的一切都已被黄昏笼罩，于是要问这黄昏有何特征，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卢迪内斯库说“这就是我们这本书的出发点”（iii）。这一出发点非常鲜明地指向现实，指向刚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动荡世界。虽然二十多年过去了，但是“明天会怎样”这个问题在今天显得更为迫切和严峻。雨果的那首诗题目是《拿破仑二世》，原诗句是：“永远戴着面具的幽灵与我们并肩而行 / 我们把它称作明天！/ 哦！明天，这是件大事！/ 明天会怎样？”（注释1，vi）关键的是那个与拿破仑二世捆绑在一起的“明天”，可真是件“大事”！

第一章“选择你的遗产”的主题是如何评价和继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思想遗产，所谓的“遗产”不仅是指前辈思想家遗留下来的，同时也包括了同代人之间的学术与思想。在法国语境中，既有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有以1968年五月风暴为中心的政治性论争。德里达固然是前者中的核心人物，卢迪内斯库也是在这两个思想场域中成长和参与进去的——用她的话来说，和所有沉迷于先锋文学和以索绪尔、罗曼·雅各布森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的文科生一样；关于1968年，既充分尊重让-保罗·萨特的政治实践，同时也批判他拒绝正面探讨主体形成中的无意识问题以及关于“完全”主体的人道主义的观点。在1970年春天由法国共产党杂志《新批评》举办的第二次克吕尼座谈会上，她批评德里达对他所解构的遗产是“不忠”的。这可能就是她与德里达对话的开始（4页）。那是一种充满了青春激情与政治论争的思想语境，卢迪内斯库说：“在今天看来，所有这些争论似乎都显得深奥微妙，但它们对整整一代学生的社会和政治参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像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的思想，以及后来萨特对存在、他者和虚无的思考一样，这些争论开启了一种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试图调和美学与政治、无意识与自由、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进步主义与对进步主义幻想的批判。简而言之，这些争论使我们得以理解社会排斥、主体和身份建构、疯癫的地位、种族主义问题以及殖民时期的战争。”（21页）

德里达坦诚地承认忠诚与不忠是自己面对和选择遗产的基本原则，是继承者必须始终服从的一种双重的指令、一种矛盾的任务。简单来说就是，接受遗产，但是必须进行选择、过滤、解释、改造。在这里就说到“要让那些我们坚决遵守的东西不再完好如初”（8页）。看来这句话的原本语境与我们在中译本封底上看的语境有很大差异，因此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想象。德里达在下面接着说：“为了（在其有限的时间内）解救生命，这份遗产要求我们重新解释、批评、移位，也就是为了产生一种名副其实的转变而积极干预：为了让事件发生，让历史发生，让不可预见的东西到来。”（9页）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理由呢——为了积极干预现实，让事件发生，让历史发生转变？在这对话中当然也会激起我们自己经历过的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思想进程的回忆，“选择你的遗产”这个议题对于我们来说毫无疑问有着极其切身的经验和意义。

关于建构与解构这一对引起很大争议的命题，德里达曾经在各种访谈、讲演中反复指出对解构主义普遍存在误解。在他看来解构不是要否定一切、摧毁一切，解构与建构也不是二元对立关系。用我们熟悉的话语来说，解构与建构的关系有点像“破”与“立”的关系，不破不立，破中有立。在继承与解构遗产的思想场域中，必然会出现复杂与微妙的局面。一方面是产生于思想阵营内部的争议，德里达明确说“无论如何，我都不希望解构主义被用来诋毁、伤害和削弱某种运动的力量或必要性”（15页）。卢迪内斯库补充说，“与您契合的是那些您通过解构向他们‘解释自己’的人，而‘其他人’则相反。他们寻求的是毁灭遗产，而非选择遗产。”（17页）前者的一个例子是当1969 年吕西安·戈德曼说创造历史的是人而不是结构，他这样评论五月风暴期间写在索邦大学黑板上的那句标语 “结构不上街。”拉康的回应是：“如果说五月风暴证明了什么．那恰恰就是结构正在走上街头！”（17-18页）今天看来我感到这个议题很有意思，在此不赘论。后者指的是“那些旧索邦的拥护者”，他们既不愿谈论现代文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更不敢面对官员和他们的仆从大胆地、自由地说出一个被禁止的名字（18页）。——这幅“他们”的肖像实在太传神了。

但是德里达更为关注的是发生在“自己人”内部的争议的微妙性：“实际上，没有这种表面上的‘微妙性’，就没有严肃的政治，这种‘微妙性’没有被心浮气躁的媒体吓倒，而是使分析更加敏锐。在这个复杂且难以划定分界线的领域里，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差异占有一席之地……那些最根本的分界线往往就在毫厘之间。显然，所有对微小的差异、对细致深入的文本分析感兴趣的人在这个幸福的时代相遇，这既是幸运也是必然。真让人怀念啊。”（21-22页）当然他也很清楚地看到在微妙的思想论争中延伸出来的政治倾向的差异性，比如他认为福柯比列维-斯特劳斯更像个“解构者”，因为他更急切、更叛逆，在政治上更激进，更热衷于“颠覆”行动和“意识形态”斗争（22页）。但是最后他说，“我关心的不是某种简单的政治对立（保守派 / 非保守派），而是为取得进步需要付出的代价。”（24页）

卢迪内斯库在对话中不时提到吕克·费里（Luc Ferry）与阿兰·雷诺（Alain Renaut）在1986年出版的著作《 68年思想录》（Luc Ferryet，La pensee 68，Paris， Gallimard， 1986），这部书简单、粗暴地把这一代的法国思想看作是继承德国思想而来的，认为皮埃尔·布尔迪厄是“法国的马克思”，拉康是“法国的弗洛伊德”，福柯是“法国的尼采”，德里达是“法国的海德格尔”，由此想证明这一代法国哲学家都敌视民主。两位作者对这种粗暴、武断的观点当然予以了驳斥，但更重要的是在讨论中指出了其中隐藏的沙文主义、民族主义问题。德里达认为在思想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其中既存在政治利益，也涉及哲学、理论上的民族和民族传统问题（32页）。这不仅是发生在德、法之间的问题，而是同样发生在哲学与当代世界之间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问题，德里达由此阐述了哲学的普世化问题及其进程。哲学无疑一直而且必须继续冲破种族、地理和政治体系上的束缚，摆脱民族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不过事实上存在的一个悖论是，这种摆脱离不开欧洲用自己制造的武器来攻击自身及其局限性，它还给所有被欧洲殖民过的人民和文化提供攻击自己的政治武器（36页）。他说，这里存在一项永无止境的解构任务：“我们需要从遗产的历史中获取概念工具，并借助这个工具去挑战这份遗产一直以来施加的限制。”（37页）最后，哲学的任务在于永无止境地超越——尽一切努力去发现并跨越自身的种族中心主义或地理限制（38页）。

第二章“差异的政治”的中心议题是关于“政治正确”问题，在今天这是极为严重的争议性议题。讨论是从群体与诉求的差异性与对立性开始的。局面很复杂，形势不断变化，公共知识分子永远要面对有关政治责任、立场、派系等选择的问题。两位作者都反对当时在法国各地盛行的少数群体自恋倾向及其运动，但是德里达强调，“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仍应该承担政治责任，这就要求我们去声援那些与种种歧视做斗争的人，声援那些要求承认被威胁、边缘化、少数化或非法化的民族身份和语言的人，声援那些受到压迫的宗教团体。”（54页）德里达的立场和行动选择表现出审慎的理性与道义伦理的结合，对其主张的批判性思考与对其在现实中受到不合理对待表示反对并不矛盾，重要的是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形势中随时对危险进行新的评估（55页）。

于是卢迪内斯库在这里引入了关于“政治正确”的讨论议题，这是整部访谈录中非常贴近当下西方政治现实的争议性问题。卢迪内斯库从美国语境中的教育政策切入，这种教育政策主张按照多元文化主义的标准来重读文学、哲学或艺术史领域的经典作品，删去这些作品中包含的有关受压迫少数群体（女性、黑人、拉丁裔、同性恋者、被殖民者等）的“不正确”内容；所有西方文化作品（从柏拉图到弗洛伊德）都要受到“审查”。这种教学改革主要在英语系、法语系和比较文学系里进行，它建立在被称作“积极平权”的运动之上，该运动旨在通过立法为那些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群体提供优惠政策，其中蕴含的理念是，为了纠正不平等现象，必须以一种新的差异来对抗另一种差异（61页）。

德里达的回答很审慎，因为他深知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议题，但是他并没有因此隐瞒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他对于人们把这个术语作为标签引入法国并用来谴责一切违背自己意愿的东西表示反感和反对，他说“我一直都坚决反对在法国机械地滥用这个说法，反对这种具有攻击性的措辞所引发的争辩和论战，因为这个看似官腔十足的表达方式（因为这确实是个官方用语）常被用于打压一切批评、对立和反抗。” “……它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快捷的手段，用来扼杀那些为正义事业发声的人。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个人在抗议某种恶行（比如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政治腐败、家庭暴力、犯罪等），而其他人指着他的鼻子对他说：‘我们受够政治正确了！’我们知道，这样的场景会在任何一个地方上演……”（63页）这已经说得很明确了。然后德里达指出有些作品和流传的说法是夸张的、不真实的：“把所有美国大学描绘成一个完全由审查员支配的地方，这些审查员想要以‘政治正确’的名义主宰一切，狂热地捍卫诸如社群主义、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等教条，有时还包括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甚至邪恶的解构主义。这种描述往往非常浮夸、荒谬，就跟它想要谴责的东西一样。”（64页）接下来，一方面他并不否认在美国大学里确实存在一些狂热分子，他们执意要审查或删去所有违背政治正确原则的东西，但他指出这并不是普遍现象；另一方面他认为对于在教学、语言、广告、政治生活和写作中所有那些可能会煽动菲勒斯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或种族主义等暴力的信号，我们有必要时时保持警惕（65-66页）。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防止极端的、走火入魔的“政治正确”，与坚持为实现公平、正义而斗争的事业并不矛盾。对“政治正确”这个概念的污名化、标签化使用，使人们不禁要怀疑的是那些人的真实利益是否就存在于那些无疑是极不正确的政治观念、立场与行为之中——比如坚持种族不平等、性别不平等、一元化的文化价值、殖民主义等观念给他们带来的实际利益？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像“人道主义”这样的概念与实际行为之中。德里达认为必须对以人道主义作为幌子、把“人权”当作工具的可疑政策保持高度警惕，但是“我们怎么能反对人道主义理念本身，反对这种通过非政府组织为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提供救助的方案呢？……因此，我们必须根据每一种具体情况思考：谁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做什么？”（227页）更具体来说，他表示尊重人道主义“精神”的逻辑，同时要警惕某些国家利用人道主义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甚至赤裸裸地为市场服务；“有时，这些‘大国’打着拯救人民的幌子，实际上是为了建立或维护自己的经济或军事霸权”（228页）。在当下各国的政治局势和全球政治中，像“政治正确”“人道主义”这样的议题一直极为敏感，到今天更可以说是时代的痛点。从价值观念、政治立场和思维方法来说，德里达的思考与对策无疑是对复杂局面的正确回应。

回到美国的“政治正确”情况，德里达提醒我们“不要忘了，虽然美国在保护民权方面取得了进步，但种族主义仍然盛行。我目前正在研究死刑问题，毫无疑问的是，几乎所有被判处死刑的都是黑人。监狱里的犯人大部分也是黑人，尤其是贫穷的黑人（非裔美国人！）。我再三指出这种现象、向学生们讲授并开展研究，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屈服于‘政治正确’了？在这个国家，种族压迫的存在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它显而易见却经常被否认。坚持不懈地反对这种现象，是不是就意味着屈服于‘政治正确’了？……事实仍然是，从很多方面来看——无论是女性处境还是黑人处境，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不平等现象仍然广泛存在的国家。”（66-67页）我们知道，德里达曾在1956年9月到1957年6月作为交换学生在哈佛大学学习，后来在六十年代曾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75-1985年任耶鲁大学客座教授，又曾被聘为加州大学厄湾分校研究员、康乃尔大学、杜克大学、纽约大学等美国大学的客座教授，对于美国大学的真实情况应该说非常了解。

第六章“大革命的精神”的议题由德里达的著作《马克思的幽灵》而谈起。卢迪内斯库说她对这本书倍感亲切，因为谈到了她很珍视的一个永恒话题：大革命的忧郁。她指的是从路易·阿尔都塞想到了整整一代欧洲共产主义者的命运，他们面对社会主义的灾难，看到自己的理想破灭，不得不哀悼自己的承诺或陷入忧郁之中。在这个议题中包含各种复杂的力量因素，以及在不同语境中或尖锐或暧昧的观点与立场，在此难以备述。 只能说德里达一方面既清醒地看到在主义与历史之间存在的巨大悖谬，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被无法抹杀的正义理念所激发的精神始终保持敬意。卢迪内斯库说“《马克思的幽灵》这本书震撼人心的地方在于，在一个所有对革命的渴望、对革命理想的幻想都被视为可耻并受到压抑的时代，您重振了革命的希望。”德里达的回答是“这个希望略显黯淡……”（219页）

其实这本书对于德里达来说还有一个重要主题：“事实上，《马克思的幽灵》可以看作对路易·阿尔都塞的一种致敬。这虽然是一种间接的致敬，但其中充满了友情、怀念和略微的忧郁。”（236页）德里达与阿尔都塞的关系既紧密又微妙，其中的友谊非常感人。德里达说只有在阿尔都塞死后他才意识到，阿尔都塞对于他的道路最关注的是什么，但阿尔都塞并没有直接谈论过这些。在他们之间似乎是把友谊看作是最重要的，经常讨论的是重大哲学和政治问题以外的东西。卢迪内斯库说在阿尔都塞写给朋友的信件里经常提到德里达，看作是“自己人”，虽然有一些距离，因为德里达不是共产主义者，他感受到的是某种兄弟情谊（241页）。这种惺惺相惜的了解同样表现在德里达身上。阿尔都塞总是强调自己的一生缺乏冒险精神，尽管他非常羡慕敢于冒险的人们。但是，1990年10月25日，德里达在阿尔都塞葬礼上的致辞却强调他的一生是一场独一无二的冒险：那些个人的、历史的、哲学的和政治的冒险，意味着寻求、试验和付出高昂代价，意味着超乎寻常的激情；他的冒险是思想历程上的，从天主教到黑格尔、到马克思，他的思想探索在不同方向上的积极跳跃，多元性、穿越性和异质性构成思想的冒险特征。这的确是对阿尔都塞一生思想探索与政治斗争的深刻而准确的评价。

在犹太人的问题上，两位作者都出身于犹太人家庭，对于反犹主义与对以色列的态度问题也都表现出理性、明智的观念和基本立场。这放在今天人们对于巴以冲突的历史与现实的认识中，尤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德里达说他深受反犹主义的伤害，那种创伤至今仍未愈合；但是矛盾的是他也无法忍受融入犹太人的社群之中，因为他看到这个同质化的圈子以一种针对性的、报复性的方式再现和重演那种曾经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可怕暴力（271页）。在今天的巴以冲突的历史与现实中，德里达的这种感受不是更加强烈地得到证实吗？因此，两位作者都坚持既要警惕和反对重新复活的反犹主义，同时也要坚持对以色列国或某个犹太人团体的某些做法提出批评、乃至坚决反对的权利，而且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两种坚持都不应该因为是或不是犹太人的身份而受到不同对待。重要的是要保持自己站在独立思考和自由选择的立场上，不被族群身份、政治舆论等各种因素所劫持。用德里达自己的话来说：“与归属感的决裂让我能够对我本应属于的群体的政治做出更公正合理的判断，我希望对这些群体保持更高的警惕——无论是欧洲、法国、以色列还是散居各国的犹太人。我想保持尽可能的自由，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对他们进行批判。……就像我对我本不属于的群体或国家的行动和政治进行评估那样自由，不屈服于任何哪怕是潜在的威胁。”（274页）现实局面往往很复杂，德里达对于那些以反犹主义为标签压制对以色列的批评的群体特别警惕，他说“必须挺身而出反对他们，哪怕这需要很多时间，哪怕要付出时间来组织复杂的话语和多层次的论证。因为我不想剥夺任何人（包括我自己）批判以色列或其他某个犹太群体的权利，借口这可能有反犹主义之嫌或被反犹主义所利用。我承认这很困难，但如果说（知识或其他方面的）勇气一词仍有其意义，那么就恰恰适用于这种受困的形势，要直面来自四面八方的恐吓”（280页）。他还特别谈到了“最糟糕的是将历史记忆占为己有，尤其是使其工具化。在不带任何反犹主义色彩的前提下谴责这种工具化——比如利用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为某种目的服务的（政治或其他）策略——是可能且必要的”（280-281页）。他甚至在一次回答一位陌生人的问题的电话中也坦然宣示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我原则上并不对以色列国怀有特别的敌意，但我坚决批判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的政策。”（286页）卢迪内斯库完全赞同德里达的观点和立场，她同样表示完全可以在反对以色列的政治、支持巴勒斯坦的行动或者批判某些原教旨主义或犹太复国主义的言论的同时，不陷入反犹主义。当然她也提到对于一些反犹主义运动和否认大屠杀史实的观点仍有必要对其进行谴责（283页）。

另外，“9.11”事件的例子也很能说明德里达的观点和立场。2001年他的上海、香港之行正好是发生“9.11事件”之后，9月12日他在复旦大学的座谈会上首先坚决谴责恐怖袭击行动，同时也指出不能无条件赞同美国的经济与军事霸权。他说：“我们要保持警惕，不能因为美国今天受到了伤害，而认为她今后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学应当扮演的角色，即保持冷静的头脑，坚决谴责这种野蛮行径，同时继续深入分析所发生的一切。……美国是这次事件的受害者，我想到的首先是那上千的无辜牺牲者，他们应当得到我们的同情。……但我们的同情不应只限于此，对那些在这种经济秩序中各种各样的牺牲者，那些饥饿、贫困的受害者也应抱有同情，如巴勒斯坦人的处境，还有其他人。”张宁《德里达的中国之行》，《二十一世纪》，2001年12月号）

当然，在这些基本原则与立场之外，还存在着各种更为复杂的问题，如围绕着言论自由展开的争议与斗争。德里达的基本立场是希望能够坚持原则——“从原则上来说，一旦存在文学，我们就应该有说出一切的权利（或者不说出一切的权利）。更确切地说，我们应该能够发表一切（不存在私人的文学），在公共空间展示一切，这符合欧洲定义中的文学的地位……”（301页）但是他知道“文学”这个概念的复杂性，也对某些出版物可能带来的危险性感到担忧和愤慨。“但是，我还是认为最好不要禁止。最好的办法是回应（有时予以应有的蔑视，有时保持沉默，这取决于具体情况和实际的危险）或反击、分析、讨论、评估、批判、反讽。”（303页）这当然是非常理性的和理想的言论生产局面，但是在现实中似乎已经越来越难以看到这种回应的有效性。

无论如何，出版于二十多年前的这部访谈录在今天仍然非常接地气，德里达仍然踩在今天时代的痛点上，他的思考与勇气仍然是宝贵的思想资源与精神激励。

德里达哲学还是接地气的，纸本 彩墨 65cmX45cm，李公明作于2025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