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的前半生：边荒之地的工具人

董卓仕途的起点，见于《吴书》记载，陇西太守召董卓为吏，职责是“监领盗贼”，具体的职务没有写。两汉有此职能的郡吏有门下督盗贼、门下贼曹、贼捕掾等。其中，门下督盗贼与门下贼曹分掌内外。门下督盗贼简称门下督或督盗贼，主要任务是侍从护卫太守；对地方盗贼的抓捕、审判，归属于门下贼曹。

贼捕掾在西汉宣帝时仍见京兆尹设置，至西汉末年，贼捕掾已沦落为与亭长并称的小吏。在长沙五一广场出土的东汉简牍中，可见（劝农）贼捕掾的分部设置，即在长沙郡临湘县中，设东、南、西、北、左、右廷掾部，与游徼、亭长固定组合，即分区管理治安和劝农工作。

此职，至西晋时在县中仍有设置。

由此可知，董卓的第一份工作是陇西郡门下贼曹。之后，因为胡人出击抄掠，掳走人口，凉州刺史成就听说董卓能骑善射，就征辟董卓为州从事，正式职务为州兵马掾，或称州兵马从事。董卓上任后即率骑兵大破胡人，斩首俘虏数以千计。

注意，这里说的“胡”，不是入塞的羌人，用字也是“出钞”，可见是降服的属国胡人或是南匈奴胡人，能够惊动凉州刺史的劫掠，当然不会是百八十人的盗贼，而是大规模的入侵。从《后汉书·南匈奴列传》的记载来看，董卓可能遭遇的匈奴、诸胡成规模寇掠凉州有三次：

其一是永和五年（140年）秋，南匈奴立句龙王车纽为单于，东引乌桓，西收羌人、诸胡数万人，寇掠并、凉、幽、冀四州；其二是永寿元年（155年），匈奴左薁鞮台耆、且渠伯德等复叛，寇钞美稷、安定，被安定属国都尉张奂击败；其三是延熹元年（158年），南单于诸部一齐反叛，与乌桓、鲜卑联合寇掠边境九郡，北中郎将张奂击破之，南匈奴降服。

已知董卓于延熹九年（166年）至永康元年（167年）间为护匈奴中郎将张奂之军司马，参与了平定凉州叛羌之战。则永和五年之战太过久远，而永寿元年（155年）之战范围不大，可知，董卓被凉州刺史成就任命为州兵马从事应在延熹元年（158年）。

董卓

按照《吴书》的说法，在董卓大胜胡人之后，就被并州刺史段颎推荐到公府，司徒袁隗辟其为掾。在时间上有很大的破绽。

段颎任并州刺史在汉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到延熹六年（163年）之间。而袁隗一生中两任司徒，第一次在汉灵帝熹平元年（172年），次年被罢；第二次在汉灵帝光和五年（182年），中平二年（185年）免官。很明显，这两件事不可能有关联。

所以，段颎推荐在先，董卓入袁隗司徒府在后，是两件事。而段颎任并州刺史期间，朝廷的三公有种暠、许栩、刘宠、刘矩、杨秉等五人，其中，种暠自延熹四年二月至延熹六年二月任司徒，死在任上；许栩于延熹六年三月继任司徒；刘宠于延熹四年九月为司空，延熹六年十一月免；刘矩于延熹四年四月任太尉，延熹五年（162年）十一月免，杨秉继任。

在五人之中，与凉州关系最紧密的就是种暠，他任凉州刺史当升迁时，当地百姓不放他离开，纷纷入朝叩阙请求种暠留任。梁太后为之啧啧称奇，没听说过刺史得民心到此等地步，于是破例允许他留任一年，再升他为凉州汉阳太守。羌胡百姓将他送到汉阳郡界，一路上反复道谢，以至于行程千里不得乘马车。在种暠死讯传出后，并州、凉州的百姓都自发为他举行哀悼仪式，南匈奴更是举国伤痛惋惜，单于每次入朝洛阳时，望见种暠的坟墓，都哭泣祭祀。

很明显，种暠是朝廷重臣之中，少有的对凉州、并州边地没有成见的人物。而且，在董卓进京的途中，何进派出阻止董卓的使者，正是种暠的孙子，种劭。当时，种劭以劳军的名义，要求董卓退兵，董卓怀疑有变，让士兵持兵器威胁种劭。种劭大怒，口称诏书大声呵斥，兵士尽皆披靡，上前质问责难董卓，董卓说不出话来，只好退兵夕阳亭。可见，董卓对种劭的处置，绝对是心有忌惮，一方面是顾忌种氏在凉州人心中的余泽；另一方面，应该也与他曾为种暠故吏有关系。

注意，故吏并不是从任职算起，受到举荐就可以视为故吏。比如，司空袁逢在党禁解除后，举荀爽为“有道”，荀爽没有应举，可待到袁逢死后，荀爽为其服丧三年，就是以故吏的身份为主服丧，“当世往往化以为俗”。

而从董卓的宦历来看，他受段颎举荐入公府，极有可能赶上了种暠病危，故而，没能受辟为掾吏。在种暠死后，董卓失去了依靠，只能以六郡良家子任羽林郎，当时，虽然还是汉桓帝执政，没有西园卖官，可汉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已经开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可知董卓的羽林郎大概率是出钱买的。

这个情况，也恰好可以和张奂与董卓交往中的一件事对上。据《后汉书·张奂传》记载，在张奂成为将帅之后，董卓仰慕他，让大哥董擢带着一百匹缣给张奂送礼，结果，张奂厌恶董卓为人，拒绝不受。此事未记录时间，既然张奂成为“将帅”，则应该在他出任护匈奴中郎将之时，即延熹九年（166年）秋之后。

尽管张奂在此之前，曾于永寿元年（155年）至延熹二年（159年）之间任使匈奴中郎将，于延熹六年（163年）后任度辽将军，可以称“将”，却绝对算不上“帅”，因为这两个职位都是监护南匈奴的，并非出征统帅。

直至延熹九年秋，张奂拜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这才是真正的元帅之任。而前文已述及董卓任凉州兵马从事在延熹元年（158年）；受段颎推荐入公府，应该在延熹四年到延熹六年之间，时间上都不匹配。

而且，董卓“慕”张奂，说明两人没见过面，距离也远，才请兄长代为致礼，再考虑到张奂“恶”董卓为人，说明他对董卓名声也有耳闻。而董卓早年并无劣迹，唯一可能的坏名声就是花钱买羽林郎，让洁身自好的张奂感到厌恶。可是，退还财物不接受，并不代表不用董卓，恰恰相反，由于朝廷话语权的问题，凉州人才堪将校的人物并不多见，董卓的主动结交，反倒让张奂认识了董卓，于是命他担任军司马，在永康元年（167年）与司马尹端一起攻打汉阳郡的叛羌，“大破之，斩其酋豪，首虏万余人”。

可为什么凉州人的话语权小呢？

要知道，东汉末年有“凉州三明”，即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颎（字纪明），在并州和凉州，对羌人、氐人、南匈奴、屠各胡等各部或征战，或安抚，维持了北部边疆的稳定。后来还有皇甫规的侄子皇甫嵩，也是一代名将。

根本原因在于，凉州地当边境，羌汉杂处，事烦责任重，在东汉的政治版图上可有可无，前途广大的清贵士人都不爱去此地做官。尽管同为边州的并州、幽州、交州也差不多，可是，凉州尤其不受重视，甚至在朝廷上曾有过两次“弃凉州”之议。

早在汉安帝永初四年（110年），羌人叛乱蔓延并、凉二州，大将军邓骘提议放弃凉州，内迁郡县，集中力量解决北方问题。陈国人虞诩苦劝太尉李修才得以阻止。待到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年），由于边章、韩遂反叛，战事不休，后勤负担太重，司徒崔烈再次提出弃凉州的意见。汉灵帝有意接受，下诏公卿百官会议，遭到北地人傅燮的厉声斥责，要求斩杀崔烈。最终，灵帝驳回了崔烈的提议。

可见，相对于并州这个洛阳的北边屏障，凉州在东汉中枢的眼中就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两次“弃凉州”的主要考虑都是战乱不断，后勤压力太大，不如扔掉，让朝廷财政喘口气；两次阻止“弃凉州”的说辞也都一模一样，因为当地民风悍勇，如果被胡虏或是豪杰占据，成为东进的基地，东汉王朝很有可能被灭。

无论是弃还是留，都没有考虑凉州这块土地的价值，以及当地百姓的福祉，相当悲哀。不过，虞诩的建议终究有利于凉州人，太尉李修被他说服后，集合四府商议，确定了一项制度，太傅、太尉、司徒、司空等四府，要征辟凉州豪杰为掾属，并任命当地出身的刺史、太守、县令、县丞、县尉等官员子弟为郎，“以安慰之”。

董卓受段颎推荐入公府，应该就是受益于这一政策，而他的经历也表明了，这一政策的截止时间，应该就是延熹六年（163年）种暠去世。之后朝中再也没有对凉州有感情、有了解的三公强力推动该制度执行，这就导致了凉州士大夫在朝堂上的声音越来越弱。直到汉灵帝即位，董卓、皇甫嵩、盖勋、傅燮等人才得到了重视。

而凉州的大人物们，又要分一分类。

皇甫规，父亲皇甫旗为扶风都尉，祖父皇甫棱为度辽将军；皇甫嵩，父亲皇甫节为雁门太守；张奂，父亲张惇为汉阳太守；盖勋，家世二千石，祖父盖彪位列九卿，为大司农，父亲盖思齐为安定属国都尉。这是一类，显宦之后。

另一类，是读书有道。比如傅燮，史书无父祖阀阅，却说他“少师事太尉刘宽，再举孝廉”；段颎，父祖也无可称道者，但是“长乃折节好古学。初举孝廉”。其实，前一类的显宦之后，也一样走过察举的程序，皇甫规“举贤良方正”、皇甫嵩“举孝廉、茂才”、张奂“举贤良”、盖勋“举孝廉”。

董卓呢？父亲是个县尉。也就是说，他的家世勉强可以享受永初四年（110年）确定的对凉州官员子弟的优待，毕竟县尉也是长吏，只是是最低档。但是别忘了，董卓是次子，所以，如果他不钻营，求段颎推荐，入公府这种好事肯定没他的份儿。

至于举孝廉，在东汉末年一样要看家世、名声、师承，学问倒在其次。董卓在游侠归来后，还要下田种地，说明他的家族并不富裕，经济条件的改善还是靠他收来的一千多头杂畜，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暴发户”。这种家世，根本摸不到郡内著姓的边，故此，董卓在社会阶层上，不但比皇甫规等人低，比段颎、傅燮还要低。

永初四年的安慰政策，主要优待的是现任官员子弟，尊长为官，则子弟可以入朝，再外派为官，就在凉州形成了一个固化的世家群体，他们在经学传统和师承圈子上，无法和内郡比拟，却拥有一条汉王朝预留的入仕捷径，那就是“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这也是虞诩谏阻“弃凉州”的理由之一，“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凉州民风彪悍，“数与羌战，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因为能打，所以可以参军打仗。

问题是，东汉中央常备武力多出自汉光武帝的元从后人。所谓将帅，只是战争爆发时临时任命的统兵官；所谓将士，要么是主将的家兵转为部曲，要么是临时招募的乌合义从，战事结束就要交还兵权，解散大军。所以，当大规模战争结束后，凉州出身的将校，往往会被派往护羌、度辽等边疆营部，或在内郡辗转任太守。整个东汉传八世共十四帝，享国一百九十五年，第一位凉州籍三公是靠着党附宦官上台的段颎，第二位就是董卓了，他也是东汉历史上唯一一位相国、唯一一位太师。

可段、董二人实为异数，并不具有代表性，凉州人绝大多数时候根本没有话语权。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缺少三公五府的提拔，凉州察举的人才只能沉沦下僚，奋斗一生也主持不了官吏选举，久而久之，只有在打仗时会想起凉州将校，太平盛世则弃若敝屣。

了解了这些，应该就能理解，董卓在东汉王朝的制度背景下，一步步爬上权力巅峰的艰难。家乡是负担，家世是负担，读书是负担，哪怕是武勋，加上他的籍贯，也是负担，可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地负重前行，最终登顶的呢？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诀吗？

董卓凭什么不像一个凉州人？

凉州其实是个好地方，它地处丝绸之路要冲，西连西域，东接关中，商贸极其发达。据《后汉书·孔奋传》记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说的就是汉光武帝建武初年的情景，姑臧县是武威郡的治所，市场达到了一日四合，什么意思呢？

古代市场一日三合，早上叫朝市，中午叫大市，傍晚叫夕市，增加一合，就是夜市了，这在中原地区基本不被允许。偶尔出现的，比如桓谭《新论》中提到过，右扶风的漆县邠亭，当地人习俗是约定好时间，夜间赶集贸易，如果不遵守约定时间，会遭遇严重的灾祸。这个夜市，在当时属于国家级的稀罕事，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邠”时，也提到了这个特殊的乡俗。由此可见，武威郡姑臧县商业活动的繁盛，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原人的想象。因此，在姑臧做县令，只要几个月就能贪得盆满钵满。

这些财富，一部分得益于丝绸之路上往来贸易的粟特商人。早在东汉初年，耿舒讥讽马援平五溪蛮的大军迟缓时，就打过比方，“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可见，时人已经对贸易途中隔一段就建立聚落的中亚粟特人做派非常熟悉。这些聚落在东汉王朝设于西域的屯田、驻军庇护下，连点成线，构成了一条稳固的贸易路线，其盛况在《后汉书·西域传》中就有描述：“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此外，混居于凉州的羌人，也多有良马和金银。比如张奂在担任安定属国都尉期间，有效地隔绝了匈奴与东羌势力，东羌豪帅纷纷向他送礼示好，一次性赠马二十匹，先零酋长更是给了金鐻八枚。鐻也称鐻鍝，在甘肃省博物馆中有实物，高四厘米以上，是汉代少数民族佩戴的耳坠，可见羌人手中黄金之多。张奂先收下礼物，后召集羌人，以酒酹地，说：“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意思是，就算马像羊一样多，黄金像粟米一样多，我也不要一分一毫。

之后，张奂又把礼物送还原主。按照《后汉书》的说法是，羌人生性贪财，却又崇敬清廉的官吏，之前有八任属国都尉都是贪财好货之徒，羌人被盘剥得很痛苦，张奂能够廉洁自守，立刻受到羌人的推崇。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凉州当地羌人的富裕。连续八位属国都尉都是贪婪之徒，可见当地的黄金、良马何其之多，引人贪欲，也充分说明了东汉中后期羌乱不息的根本原因。

东汉朝廷对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不要钱、不要粮，只要他们当兵从征，看起来负担很轻。可地方官往往贪暴，他们的私下盘剥往往施加在羌人豪帅的头上，这些人不但有黄金，还有强兵、良马，地方官要价超过他们的心理价位时，必然会举兵造反。所以，贪婪的地方官压榨羌人财物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叛乱。

那么，贪官们能做到什么地步呢？

皇甫规的经历可以给我们答案。汉桓帝延熹四年（161年），五十九岁的皇甫规主动请求领兵讨平叛羌，三公共举他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皇甫规到凉州后，只打了一仗，东羌各部就自动请降。待中原与凉州的联系恢复后，皇甫规就上书弹劾了贪暴的安定太守孙俊，肆意杀害已降羌人的安定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以及倚仗朝中权贵，横行不法的凉州刺史郭闳、汉阳太守赵熹。待皇甫规处理完这些贪官酷吏，羌人叛军竟然立刻有十几万口投降。

羌乱看似平定了，可是，“凡此五臣，支党半国，其余墨绶，下至小吏，所连及者，复有百余”。这里面，支党半国不是说东汉王朝的国，而是凉州辖区内的州府属吏和郡国太守，有一半是上述五人党羽，而墨绶一般指县令，自此以下，还能牵连百余人。可见，到了汉桓帝时代，凉州官场已是塌方式腐败，无怪乎羌人、氐人、湟中义从胡此起彼伏地造反。

在朝野上下利益关联方的共同发力之下，皇甫规被弹劾用财物贿赂叛羌投降，是欺骗朝廷。结果，皇甫规虽未因此入罪，却因为拒绝宦官的索贿，有功不赏，被以“余寇不绝”的罪名处理，直到朝廷大赦，才得以归家。这个遭遇，与同样主张招抚羌人的张奂差不多。按照皇甫规上书中的解释，他自己平定羌人叛乱，只花费了一千万钱安置叛羌就恢复了安定，大约为朝廷节省了一亿钱的军费。不过，他们两个人的招抚策略，在朝廷眼里属于劳而无功，因为羌胡往往降而复叛。

段颎对此的态度是坚决镇压加屠杀。“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驴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费用四十四亿，军士死者四百余人。”看似一劳永逸，四十四亿的花费也远少于永初年间十四年里二百四十亿、永和年间七年里八十余亿的军费支出，可是，朝廷派来的刺史、太守贪暴的问题无法根除，凉州的叛乱也将永无止息。

董卓的人生奇迹，就发生在这持续叛乱的背景之下。

汉桓帝永康元年（167年）冬，董卓跟随张奂讨伐叛羌，与尹端同为军司马，大破汉阳郡叛羌，斩首、俘虏万余人，凉、并、幽三州平定。论功行赏的时候，张奂的功劳本该封侯，可因为“不事宦官”，只赐钱二十万，任命一名家人为郎，张奂推辞不受，请求朝廷允许他迁徙户籍到弘农。而董卓却得拜郎中，赐缣九千匹。缣是一种平纹丝织品，长四丈、宽二尺二寸为一匹，按照敦煌汉简中的记录，东汉章帝时凉州敦煌郡一匹缣的价格是六百一十八钱。另据长沙五一广场出土的汉简记录，东汉和帝、安帝早期的荆州长沙郡临湘县，一匹缣价格八百二十钱；另有单买五尺缣值钱一百七十五，则一匹价格为一千四百钱，不知什么缘故差价如此之大。就按最少的算，六百一十八钱一匹，九千匹缣总值五百五十六万两千钱，是领军主将张奂所获赏赐的近二十八倍。

董卓在受赏之后，把所有赐缣都分给了部下，一点儿没留，还说了一句经典的话：“为者则己，有者则士。”意思是立功受赏的是自己，创造功勋的却是兵士，可见他也有仗义疏财的性格特质和相当强的底层共情意识，理解募兵义从的诉求主要是财物的赏赐。

只看这个结果，张奂赏薄，董卓得到厚赏，二人似乎是走了两条路，一个“不事宦官”，另一个必然谄谀宦官了。其实不然。就像董卓虽然受过段颎的举荐，却和段颎不是一路人一样。董卓的仕途独辟蹊径，拿到军功后，非但没有跟随段颎平定东、西羌，参加波澜壮阔的平羌战争，反而转去做了文官。

建宁元年（168年），张奂振旅还朝，董卓受任郎中。前文中讲过规矩，不满一年称郎中，满一年称侍郎，所以，董卓任郎中不到一年，就升迁为并州雁门郡广武县令。这个职务，前文也讲过，属于大县县令，是郎官中的高选，意味着董卓经历过战争的洗礼之后，终于进入了东汉官场的正常升迁路线。中间的财物贿赂代价我们不得而知，只看斩首数量，在凉州从事任上有千余级，平叛羌又有万余级，加起来一万一千多头颅，才换来了这么一个正常升迁的入场券。

此后，他又由广武县令升任益州蜀郡北部都尉，辖区在今天四川省的松潘、汶川、理县一带，主要管理的是大批内迁的蜀地羌人和氐人等少数民族。之后，转任西域戊己校尉，治所在高昌，地点在今天新疆吐鲁番市境内，职责是负责镇守西域。之后，因犯罪被免职。

董卓上述的宦历，没有时间的记录，却可以参考他入司徒袁隗府中为掾的时间。前文中提及，袁隗两任司徒，第一次在汉灵帝熹平元年（172年），次年被罢；第二次在汉灵帝光和五年（182年），中平二年（185年）免官。可以确定的是，董卓中平元年（184年）任东中郎将，受命对阵黄巾，之前曾任并州刺史、河东太守。这里面河东是司隶校尉部所辖，是东汉王畿的“三河”（河东、河内、河南）重镇，人口极多，一直是太守中的重职，士大夫不可能在此职未免官的情况下，入三公府为掾属。

所以，董卓入袁隗府中时间应该在袁隗第一次任司徒时，即熹平元年、熹平二年（173年），也是他坐事免西域戊己校尉之职后。这里要讲述一个重要的制度背景，就是“故吏”概念。在东汉，“故吏”往往指曾经的属官，但在行政制度层面，“故吏”这个词还有一重含义，指代曾经的官吏，比如因疾病、服丧，或是罪责免职的官吏，只要没有被“废”或“禁锢”，都可以重新入仕，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任官资格，不需要从头再来，反倒会有快捷通道。

董卓之前任职的蜀郡北部都尉和西域戊己校尉都是秩比二千石官，他被袁隗征辟为司徒掾后，不需要再任郎官，而是直接由尚书台选举，授拜秩六百石的并州刺史，政绩卓著才能升迁为大郡太守。所以，董卓在并州刺史任上应该表现不错，这才升秩为二千石的河东太守。

也就是说，董卓可能在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任上干了十一年（173年至184年），之前的几个地方职务，包括免职在家的时间，约有三四年（169年至172年或173年）。从建宁二年（169年）开始，到中平元年（184年），董卓就没担任过出征军职，这个时间长达十五年。当然，从他的自述来看，这期间他也有领兵，所谓“掌戎十年”，即从光和二年（179年）到中平六年（189年），按光和二年有鲜卑入寇并州，应该是并州刺史董卓领州兵、部曲抵御。

不过，无论如何，董卓十五年间所任职衔，除了西域戊己校尉，其余与凉州一点关系都没有。凉州高官惯例担任的本州属郡太守，以及镇压羌人的属国都尉、护羌校尉，镇压南匈奴的度辽将军、使匈奴中郎将等职位，他一个都没沾，而比他早出名的“凉州三明”几乎一辈子在这些职务上辗转。

董卓经历的反面，就是段颎统帅护羌营时担任军司马的田晏和夏育。田、夏二人一直跟随段颎平羌作战，手上沾满了凉州羌人的鲜血，可辉煌的战功给他们换来的还是戍边的武职。比如，熹平三年（174年）夏育任北地太守，北地郡属凉州，是典型的边州边郡，太守必须习武事，能领兵，只不过任务变成了与更强悍的鲜卑人作战，之后他上书请求攻打匈奴，又从太守调任了护乌桓校尉；田晏任护羌校尉，熹平六年（177年）时，田晏因为犯法当受刑被赦免，就想立功报效，于是贿赂中常侍王甫，请求北击鲜卑，改任破鲜卑中郎将，从没仗打的凉州边境转到了有仗打的并州、幽州边境。

待到熹平六年，破鲜卑中郎将田晏与使匈奴中郎将臧旻、护乌桓校尉夏育，分别自云中、雁门、高柳三路出击鲜卑檀石槐，遭遇大败，每路出动的一万骑兵，各自只带回了几十人，死者达七八成，一次性葬送了并州、幽州北部边疆的三万精兵。

这次惨败对董卓的影响也很大，据他中平六年（189年）的自述，“天恩误加，掌戎十年”，则他自光和二年（179年）开始领兵，原因应该就是并州方向的营兵葬送殆尽，只能由并州刺史招募义从，阻击鲜卑的入侵。当年十二月，鲜卑即寇掠幽州、并州，此后连年入侵，直至光和五年（182年）冬才没有记录。董卓或于次年，即光和六年（183年），因边功升任河东太守。

至于出击惨败的三位凉州主将，可没有好下场，全数下狱，出钱才赎为庶人。直到中平元年（184年），被重新启用为护羌校尉的夏育，被叛羌围困在右扶风畜官，汉阳长史盖勋率军救援兵败，此后，夏育的生死不知。

这就是凉州将领的宿命，更高级的帅才，也不见得命运更好。汉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冬，平定羌乱，功当封侯的皇甫规，遭到了中常侍徐璜、左悺的敲诈，他们多次派出宾客询问皇甫规平乱的细节，皇甫规一直没有搭理。徐璜等人愤怒，以之前的案子陷害他入狱。皇甫规的属吏想要挪用公款为他求情，遭到他的坚决拒绝。之后，朝廷论罪皇甫规为“余寇不绝”，判处“输左校”，后来赶上大赦才得以归家。

张奂的遭遇，前文已经说了，不再赘述。段颎则是一直党附宦官，甘为其爪牙，待到阳球诛杀宦官时，也与王甫父子一同入狱，以自杀告终。哪怕是后来的皇甫嵩，在平定黄巾之后，功震天下，中常侍张让也敢于私下向他要五千万钱的贿赂，皇甫嵩不给，被弹劾连战无功，花费太多，收了其左车骑将军的印绶，削户六千，改封二千户的都乡侯。另一位跟随皇甫嵩的凉州人傅燮，任护军司马，斩杀了黄巾三帅（卜巳、张伯、梁仲宁），功勋实为诸将第一，理当封侯，结果因为中常侍赵忠厌恶他对宦官的态度，进了谗言，还是汉灵帝本人赏识傅燮，才得以不加罪，但也没得到封赏。

凉州将帅非但不再是朝廷安慰的对象，反而成了宦官们敲诈的目标。

在此背景下，董卓远离战场十五年，反而快速升迁，无疑让他成了凉州豪杰中的异数，可是他凭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得回顾董卓仕途的关键转折点，到底在何时、何地，与何人有关。其实，时间点很清晰，就是建宁元年（168年），董卓因功授郎中；熹平元年（172年）或熹平二年（173年），董卓受辟为司徒掾。

值得注意的是，建宁元年正是汉灵帝登基之年；而熹平元年则是窦太后去世之年，自此年之后，一个重要人物登上了东汉的政治舞台——孝仁皇后董氏，用《后汉书·皇后纪》中的话说，是“及窦太后崩，始与朝政”，也就意味着，董后开始干预朝政了。

值得注意的是，建宁二年（169年），汉灵帝即迎董后进京，并征召董后之兄董宠。为母上尊号的同时，汉灵帝拜舅舅董宠为执金吾，“后坐矫称永乐后属请，下狱死”。也就是说，汉灵帝提拔董氏外戚，遭到了未知力量的狙击，甚至到了杀人的地步。

而在《后汉书·董卓列传》里明确提到，董卓进京后，之所以要废少帝立献帝，原因是：“卓以王为贤，且为董太后所养，卓自以与太后同族，有废立意。”董卓与董太后的关系，未见《三国志·董卓传》载，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前文中介绍过，同族为五服之内，同宗为五服之外。董卓是董后五服的亲族，而董后是“蕃后”出身，原本只是解渎亭侯刘苌的夫人，从《后汉书·宦者列传》中说汉灵帝“本侯家，宿贫”的情况来看，董后的母家应该也不是巨富世家，故而人才有限，想提拔外戚也没人可用。

故此，哪怕陇西郡与河间国老家相隔万里，可能早就断了来往，同族的董卓说起来还是比旁人更亲，所以会重点培养。这也恰恰可以解释，董卓在进京之后对“故主”袁隗不尊重的原因，俩人本来就没有君臣知遇，只是袁隗投董后所好，借花献佛的手段。董卓自然不会感激袁隗的政治投机。

考虑到汉灵帝登基时只有十二岁，时人早婚育，董后的年龄也不会很大，董氏下一代的人才只有董重受任为五官中郎将。董宠被杀之后，董氏一族缺少实力支撑，董卓又以武勋知名，正是支持董氏地位的首选。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董后之侄董承才在董卓军中，为中郎将牛辅部曲。而董卓的亲弟弟董旻，也得以在洛阳担任奉车都尉。奉车都尉原本是为皇帝驾车的角色，但多由贵戚出任，如霍去病之子霍山、霍去病之弟霍光、汉光武帝之女婿窦固都曾任此职，与驸马都尉、骑都尉合称为“三都尉”。至西晋时，“晋武帝亦以皇室、外戚为三都尉而奉朝请焉”。

可见，董卓家族实为董后外戚。了解了这一背景，再看他对汉灵帝的痛骂，以及对何氏一族的残酷，就可以理解了。他很可能与董后同辈，汉灵帝于他实为亲族晚辈，眼看着天下纷乱，实在是恨铁不成钢。至于何太后，罪名是“踧迫永乐宫，至令忧死，逆妇姑之礼”。东汉时称儿媳为子妇，称婆母为姑，可见，董卓是用欺压婆婆的不孝大罪来处置何太后，又对何苗开棺戮尸，斩杀何后、何苗之母舞阳君，尸体扔在乡间不得收敛，无疑是在用最酷烈的手段为董后复仇。

所以，董卓的仕宦经历之所以与其他凉州豪杰不同，根子就在于，他朝中有人。

本文节选自《汉末之变：曹操发迹与董卓之死》（刘三解 著，天地出版社 | 天喜文化，2025年3月版）